世家大族和士族的存在，都是以大田庄为其物质基础。依靠宗族，大田庄经济比较容易形成，比较容易巩固，也比较容易持久。东汉大田庄经济状况，已有相当多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了。

汉魏之际的大动乱，使北方本来是比较巩固的大田庄突遭破坏，普遍地发生了抛荒易主的情形。《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所谓“民人分散，土业无主”，《后汉书·仲长统传》所谓“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等等，当是包括大田庄破坏情况而言的。等到大乱稍息，流民渐归，田庄主抢占土地，恢复产业，又形成了一股浪潮。荀悦《申鉴·时事》所忧富人专封专地，主张“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就是针对这股浪潮而言。司马朗、仲长统、荀悦，都是其时农村产业变化的见证人。至于荀悦所俟的“制度”，依魏晋的实际而论，其内容不是遏止这一浪潮，而是寓承认于限制。

乱后复起的大田庄主人，有些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但并不都是原来的世家大族。他们之中，有的成为魏晋士族中的旧族门户，有的就是所谓新出门户。我们可以从新野樊、庾二族的兴衰，大略窥见这种历史情况。

《水经·淯水注》谓新野樊氏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谓之凡亭陂。陂东有樊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新野庾氏代东汉国戚樊氏而兴，当是东汉末年大乱之后的事。《隶释》卷二有《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及《樊毅修华岳碑》，谓樊毅于灵帝光和元年至二年（178—179）任弘农太守，其门户“出自中兴，大汉之舅，本枝繁昌，延庆长久”云云，还看不到这个家族的衰象。这说明樊氏之衰，庾氏之兴，当在光和初年以后。庾信《哀江南赋》叙其先人“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当即指后来成书的《元和姓纂》卷六所载司空新野庾孟而言。兴于樊氏之后的庾公，应当就是这个庾孟。但庾孟子嗣无闻，门户似乍起乍落，这又说明新野庾氏在当时也只能吞附于旧族门户之尾，最多也不过与太原王氏、琅邪王氏差不多。新野庾氏在魏晋时期并没有真正昌盛起来。庾信所叙，不过是夸饰姓族而已。永嘉南渡时新野庾氏未得至建康而止于江陵，到南朝齐、梁间，新野庾氏居江陵者才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兴起，这距汉末已三百年了。至于在西晋渐露头角而在东晋一度执国柄的门阀士族庾氏，却非出于新野而是出于颍川。颍川庾氏无疑属新出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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