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的武汉，不止一个组织做像刘绪贻这类教授的工作。事后人们知道，它们都属于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的外围组织。解放前这个组织的地下党员已经扩大到500人，外围组织成员超过2000人。刘绪贻回忆说，有一回校长周鲠生找到他半试探半打听地问，“白崇禧说我们这儿有100来个共产党，我不信，我觉得有二三十个共产党了不得了”。

很少有人了解组织的结构。即使对于某个进步组织的成员而言，组织也是个有点混乱的概念。比如，就以武汉大学来说，除了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驻武汉大学支部外，大学里，还有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建立的“城工组”，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系统，还有襄南地委城工部和鄂中地委城工部。“除此之外，武汉大学里还有不少共产党地下组织形成竞争关系的组织力量，比如远征军退伍复员后的人，国民政府承诺一些立过战功的士兵可以到国立大学继续深造，还有数量不少的国民党三青团成员。”曾任武汉地下市委委员的刘实回忆说，“这些组织除了要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做教师工作上也竞争得比较厉害。”

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地理环境再次展现了它的特殊性，这个城市流动人口的成分有着极为复杂的一面。“解放前的武汉大学不是像人们想的那种校园状态，它的人员非常庞杂。当年抗战期间全国高校往后方撤，武汉大学在乐山时，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成都五大学联谊会学生都集中在那里，抗战结束后，有一大批成都高校学生和复旦学生随着武汉大学迁校来到武汉。”中共武汉大学地下党成员、后来担任江汉大学校长的张薇之回忆说，“武大实际上在一段时期，成了一个基地。南下找工作的人、本来要去上海因路费问题滞留武汉的人，都住在武汉大学里。这样，往往上海学生找上海学生、山东的找山东的，一时学校里‘同乡会’很多。这段时期，武汉大学的帮派气息和社会气息很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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