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管会只用了不到半年就从武汉撤出了。这个时间比之前几大城市接管的过渡期大为缩短，因为地下市委到新市委的顺利过渡，也因为各行各业交接工作的顺利完成。“他们雷厉风行和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新市委班子树立了榜样。”时任武汉军管会秘书的李彬回忆。

比起后来武大的徐懋庸时代，武汉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至今仍认为，武大短暂的军管会时期让人怀念。刘绪贻对新政权的更深印象还是来自于军管会接管武大后的直接接触。“军代表朱凡到武大的第一天就是到我家来拜访，我之前毕竟只是跟地下党的联系人联络，这算是我跟新政权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他始终面带笑容，态度谦虚，向我请教了很多武汉大学的具体问题。”刘绪贻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使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格外的尊重。

后来军管会离开武汉时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晚宴，一些在学生运动和学术领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在被邀请之列。武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朱君允的女儿熊性淑回忆：“1949年夏天，母亲接到了一张来自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的请柬，晚宴设在德明饭店。母亲回来跟我们讲，她们吃的是西餐，长条桌，接待人员全是解放军，饭桌上的气氛极为轻松，军人们身上没有衬衣，一律白背心，下面是草绿色军裤，都说武汉实在热得受不了。虽然穿着随意，但他们坐在那里地显得朝气蓬勃，一名武汉银行家私下对母亲说：‘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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