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在上海建立一套适应近代化城市的管理制度的期望寄托于警政系统改造上，试图仿效世界上最好的执法机构；共产党则将农村工作中群众运动的智慧在城市复制，二者路径和思路迥然不同。而新旧政权在上海不同时期针对社会的改造出现不同结果，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共产党完全恢复了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城市的造血功能，国民党当时却陷入了噩梦般的鸦片生意中。

上海解放后，新政权就开始寻找新的税源。在它的统一预算里（包括各级政府的收入），关税、盐税以及农业税的比例在1949~1953年期间显著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工商业税”稳步增长，成为政府收入最重要的两个部分。新税收渠道的开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同时也使得政府得以投资新的建设项目。

上海，承担着这两部分新增税收任务的最大部分。尽管从1949年10月起，上海市就开始向中央上缴巨额资金，但是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期望仍是有增无减。1950年2月，中财委在京举行全国财经会议后，给上海的任务是，在3月份内要征收公债和税收各5000亿。

因为税收任务在上海的举足轻重，权力需要被高度赋予到一个具有执行能力并且有足够专业知识的人身上，12岁就在会计行当实习生的顾准是难得的人选。当时上海财政与税收是分开的。除财政局外，还有直接税局（商业税）、货物税局。三个局各有副局长，而局长都是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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