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被分配到汤原农场畜牧队养鸡。她很快就从消沉中振作起来，目标是重新做人，做一个清白的普通劳动者。她不敢有更高的奢想。

1959年，中央发出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7月，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到汤原农场了解丁玲改造的情况，8月20日给作协党组写报告说：“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9月17日，中国作协党组在写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为“对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最后一名。

郭小川说：“那几年，每年国庆节前夕，都要摘掉少数右派分子的帽子。事先，作协副秘书长张僖去了解了丁玲的情况，回来反映她的表现并不算好，但汤原农场党委又来了文件，主张摘掉丁玲的右派帽子。因此，作协党组进行了讨论，大家都不同意摘掉。于是我们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宣部。几天后，刘白羽传达了据说是张子意的‘指示’，要作协党组重新讨论，认为不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是不对的。这样，作协党组才又同意了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后又写了一个报告，不久被中央批回，不同意给丁玲摘掉右派帽子。”

汤原农场提出给丁玲摘帽，是执行王震的指示。从1960年到1962年，王震连续三年指示合江农垦局转告汤原农场，要他们写报告，申请给丁玲、陈明摘帽。当年起草报告的汤原农场党委秘书宁文成说：我奉命写过不少“丁玲表现”的报告，平均半年一次。大多数职工对丁玲的看法是：身处逆境而对党无怨，遭受磨难而信仰弥坚。1960年12月，王震又将丁玲陈明召回北京。他在协和医院住院，带着丁玲陈明去看也在那里住院的邵荃麟。邵荃麟明白王震的意思，当着丁玲的面对王震说：丁玲在农场扫盲，为畜牧队夺得红旗，根据中央精神，右派有立功表现的，可以考虑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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