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初，丁玲被造反派看管，在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21队劳动改造。一天深夜，她从熟睡中惊醒过来，屋里电灯亮着，炕头围着一群穿军装的人。她穿好衣服下地，两个女兵过来给她扣上手铐，让她在一张北京军管会签发的逮捕证上签了名，那上面写着“逮捕归案”。然后她被押上一辆汽车。

那天深夜，在另一个生产队劳动的陈明也同时被捕。从此，他们就音信隔绝，断了联系。

其实，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坐的是同一列火车，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北京秦城监狱。

1975年5月20日，丁玲走出秦城监狱的大门时，还有些留恋地回过头去深深望了一眼。她的确有些留恋那间七八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那里有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抽水马桶、一个小洗脸池，她留恋那里每天的一份报纸、每月的一本《红旗》杂志。这里的条件确实比宝泉岭农场21队好许多，她不必再干繁重的劳动，不必再受造反派的侮辱呵斥，她从头到尾仔细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和马恩全集。

前一天，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给她作出《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称：“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遵照毛主席‘调研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养起来，每月发给八十元生活费。”

除了“反党集团”，“右派分子”之外，她又多了一顶头衔：“叛徒”！大概，此生翻身无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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