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令人愉快的学院小城镇的绿色、浅褐色和金黄色的住宅区，在一条叫作塞耶街的街上，你必然会碰到几个和蔼可亲的人大声向你问好。我为自己跟他们保持的恰到好处的关系感到得意：从不粗鲁无礼，保持一定距离。我西门外的邻居可能是个做买卖的人或大学教师，或身兼二职，偶尔，在他修剪花园里的一些晚开的花木，冲洗他的汽车，或者在后来的日子里，在给车道除霜时（我并不在意这几个动词是不是都用错了），他总和我聊上几句，但是我简短的咕味声只足以显得像是客套的赞同或疑问的踌躇，因而排除了发展亲密友好的关系的任何可能。至于街道对面那一小块长满矮树的荒地两旁的那两幢房子，一幢关着，另一幢里面住着两个英语教授，爱穿花呢服装、梳着短发的莱斯特小姐和容颜憔悴的费比恩小姐，她们跟我在人行道上三言两语的交谈的唯一话题就是（愿上帝保佑她们的圆滑世故！）我女儿多么年轻可爱，加斯东·戈丹又多么惑厚有趣。我东门外的邻居显然是最危险的人物，这个尖鼻子的女人的去世的哥哥曾经在学院里担任总务处长。我记得她曾经在路上拦住洛莉，当时我正站在起居室的窗户面前，急躁地等着我的宝贝儿从学校回来。那个讨厌的老处女极力想在一张讨人欢喜的友好的假面具下，掩盖她病态的好奇心。她拄着细长的雨伞（那阵冻雨刚停，悄悄地闪现出一道寒冷湿润的阳光）站在那儿。尽管天气阴冷，但洛莉仍然让她的褐色上衣敞着，手里拿着的一堆叠起的书紧紧贴着她的肚子，笨拙的橡胶雨靴上面露出粉红色的膝盖，在她那张长着一个狮子鼻的脸上时常一闪即逝地露出一丝惊恐、腼腆的笑容。她站在那儿应付莱斯特小姐的各个问题：“你妈妈在哪儿，亲爱的？你可怜的父亲是干什么的？你们以前住在哪儿？”这时她那张脸——也许由于冬天惨淡的光线——带着一个乡村的德国少女似的神情几乎显得相当单纯。另一次，那个讨厌的女人发出一声表示欢迎的哀嚎，走上前来跟我攀谈——但我避开了她；几天以后，她送来一封短信，装在一个蓝边信封里，毒药和糖浆的巧妙的混合物，她提议洛莉哪一个星期天到她家去，蜷缩在一把椅子上，翻阅“我小时候我亲爱的母亲给我的许多美丽的图书，而不要把收音机开足音量一直听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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