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之利，谨守勿失”，对资源性的主要商品由国家实行专卖，与“常平敛散，重在民食”——由国家管理粮食贸易、稳定粮食价格，以及“省察市肆，贪佞必斥”——由国家通过行政管理，取缔不法奸商，可并称为国家对商业的管理体制的三大支柱。

主要商品的专卖本是一种理财方法，与重农抑商既有联系，是抑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但也有区别，在抑商政策被搁置后，商品专卖仍作为一项重要制度广泛推行。

商品专卖肇始于春秋时管仲的“官山海”政策——盐铁专卖，此时重农抑商政策还未产生。商鞅抑商政策的“一山泽”，即仿自管仲的盐铁专卖。桑弘羊的“笼盐铁”，是对管仲、商鞅之法的直接继承。汉以后，铁以征税为常，坚持实行专卖的就是食盐；唐后期茶、酒又先后列入专卖的范围。宋代除盐、茶、酒为主要专卖商品外，对醋、香药、矾也实行专卖。元代盐茶酒醋的专卖，控制更过于宋，铁亦在官营之列。明清时期，酒退出专卖，开放私营；茶的专卖已日趋松弛(仅严于边境易马之茶)，课税不重，最后终于废止专卖；铁，于明初准许民间开矿冶炼出售，而征其税；一直实行专卖不肯放手的就只盐一种。

专卖制度是财政和商业的结合，其早期的推行者认为，从工商业经营中来取得财政收入，胜于强制性的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加赋增税。“无籍于民，去其促迫”。寓税于榷(专卖)，你买我卖，形式上并无征籍，取之无形而人不知，是较高明的理财方法(见《管子·海王》)，有别于单纯的财政聚敛。专卖自盐铁开始；取其为生活、生产所必需，“因民之所急而税之”(《新唐书·食货志》)，销售面广，略为加一点价，就可增加很大的税入。自桑弘羊起又增加酒的专卖，与盐不同，酒属奢侈性消费品，因民之所靡而税之，为选择专卖品开创了另一项原则。盐、酒的加价是一种“隐蔽税”，但要真正做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人不知贵”，“人不怨”，关键还在于取之要有节，即加价适当，不能太多，管仲、桑弘羊、刘晏都很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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