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人讲韩信的故事，说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大可说明我和北京大学的关系。我是民国二年就进北大预科的，可以说是一个“老北大”。自民九本科毕业之后，留在本校当助教，直到张作霖入关才离开。在这六年中，因为管的是国学研究所的编辑事务——《国学季刊》、《歌谣周刊》，所以可以尽量读书写作。那时的北大是全国知识分子所仰望，而我操着刊物的笔政，所以每发表一篇文章就为全国人所传诵称道。我声誉日高，许多大学请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这环境，只是不接受。直到奉军来了，听说通缉的黑名单里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于厦门大学。我没有经历讲师和副教授两种阶级，直从助教升为教授，这是在一般情形里所没有的。从此到现在，我教了12个大学，东南西北都走遍了，这教书的职业成了打不破的饭碗。这实在要谢谢北大给我的恩惠。可是我许多年来所受到的打击，所发生的烦恼，也大都由于我是北大出身的缘故。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应当公开；但因不说这些即没法了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从事于商业的原因，所以我还是写出这一章。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因为《鲁迅全集》里说到这事，所以许多朋友也常来问我，我现在借这机会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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