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后，我关注的重心从理论转向实践。我先是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青少年咨询中心，后来又依照这一模式在其他六个城市也建立了这一组织，奥古斯特·艾希霍恩[1]、埃尔温·韦克斯贝格以及鲁道夫·德雷克斯等人都被我聘请为中心的名誉顾问，此外，夏洛特·比勒[2]还免费在家中接待寻求帮助的青少年。 1930年我首次在学校毕业季期间组织了一次专项行动，效果明显，维也纳多年来首次无一例学生自杀记录。

国外开始对这项工作表现出兴趣，于是我被邀请去各地做这方面的讲座。在柏林我结识了威廉·赖希[3]，他对我的青少年咨询工作很感兴趣，于是一连几小时开着他那辆敞篷车，带我在柏林市区闲逛，一边兜风一边和我讨论我在咨询中心里遇到的各类性问题。此外，我还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学术圈子里做了演讲，并在布拉格结识了奥托·珀茨尔[4]，后者后来来到维也纳，成为瓦格纳—尧雷格[5]的接班人，被我引为终身的良师益友。

在我看来，珀茨尔是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之外的另外一位天才人物，而且他也完美地继承了天才们丢三落四、不拘小节的毛病。下面这件事是千真万确发生在他身上的：有一天他来我的诊所，走进我的办公室后，他把伞（这把伞他平日里一直随身带在身边）顺手挂在衣架，就跟我聊起某个病例。过了一会儿，他起身告辞，我送他出去，没多久他又折返回来——他把伞落在我这儿了，于是他取了伞，再次离开。这时我突然发现，他错把我的伞拿走了，连忙喊他：“教授，你拿的是我的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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