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和美国的丈夫们长期控制着妻子，子女和家庭财产，但是就如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哀叹的那样，政治权利平等的教条“扩散到它不应该到的地方。”白人妇女分辨说，妇女顺服这个概念和平等自然权利概念是不兼容的。爱国者作家莫西-奥迪斯-沃伦则只能分辨说，夫权是非“自然”的，但是为了维持家庭秩序，夫权是有必要的。可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潮流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夫权（父权）伦理。平等思想首先冲击西方传统的长子继承权，英格兰普通法传统规定，如果父亲没有留下遗嘱，遗产由长子继承。可是美国建国之后各地都先后修改法律以适应美国的平等思想，如果父亲没有留下遗嘱，子女平分家产，父母们也认同这种新概念，这就带来长子所得遗产被摊薄，父亲也就丧失财产激励的有效武器，子女自己找对象的压力就减轻了。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又传入美国，其中的分支多愁善感主义文学在美国各界广受欢迎。编剧和导演摘选英文和德文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搞出许多赚取观众眼泪又能赚取观众钞票的通俗言情剧，感情问题成为太太们的热门话题。第二波福音布道家又强调“感情”的重要性，牧师们教导说，感情体验是对上帝，自然和其他人的欣赏和感恩体验，是人性的宝贵元素。心灵的炙热压过脑子里冰冷的逻辑理性，这种挑战传统英美教育传统的新时尚带来新的婚姻观念。原先父母替子女安排婚姻当然也会考虑形体吸引力和个人感情兼容问题，但是父母更多注重的则是个人品格和财务状况，他们挑选女婿或者儿媳妇更看重后两者。可是现在时尚杂志开始宣传说婚姻应该是“基于爱情的动机而不是基于利益”，这个概念使得年青人寻找对象的标准发生改变。易来萨-萨斯哥特说，找对象的标准应该是“计算好能给我带来多少幸福”。幸福难道能量化么？老一辈看到这样的年青人观点觉得简直是丧失理性，可是老一辈又能如何呢？年青人自己找对象，父母们也改变财产管理方式，为防止女婿乱花钱，富庶父母开始把留给女儿的遗产交给信托基金管理，这样女儿继承遗产之后，女婿就不能获得这份遗产。一个佛吉尼亚庄园主这样给他的律师写道“我指望你在结婚前把财产问题安排好，因为我不认为把鲍莉的一生托付给生活起伏变化是件负责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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