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在今天的读书界近乎异类，后生晚辈进入其思维体系颇有困难，因为从精神系谱学的角度讲，此书属于孙隆基、顾准和金观涛的世界。这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似乎已经淡出历史，比王国维和陈寅恪更让人感到陌生。文化特质支配历史解释，这是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意识。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迅速转为内向。问题意识与宏大叙事一起消失了，青年一代已经开始相信学术和技术没有任何区别，绝不抛头露面的贞操比什么都重要。这种风气转变并不新鲜，北宋到南宋、明代到清代都是这样，原因都不在学术发展的内部逻辑，而在于政治世界的横向摧折。人们害怕空疏的大体系，从价值层面逃回事实层面。士大夫（也就是巫师－史官）是危险的，手艺人则是安全的。如果丧失“义理”的世界四分五裂，没有人应该对此负责。

明此，我们就要立刻放弃用史学或法学标准衡量此书的一切企图。用日耳曼－撒克逊传统的语言解释，作者的意图是要厘清华夏世界的宪法性秩序。然而，这样的用词是不恰当的。宪制是权利边界分割的体系化，巫史文化的特征就是缺乏明晰的边界概念。“经义”大概就是宪法性秩序在华夏的最接近对应物：合乎天意、传统和民心裁断的正当性。正当性不能量化和分割，只能解释和描述。天下秩序是正当性的具体体现，抹去了自然规律和实证法律的区别。《周易》作为天下秩序的思想实验，在巫史文化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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