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元年，已经执掌朝政的新党臣僚上言，议论元祐党人的为害，“使各当其罪”，徽宗下诏处罚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等元祐党人；禁止司马光、吕公著等元祐党人子弟在京城为官。任命新党蔡京为宰相，对元符三年臣僚的章疏姓名进行分类，将他们上书的立场，以“元祐”“绍述”分为正邪各三等，其中邪类有范柔中等542人。对其中的正邪两类，分别予以奖励或处罚。又具元籍、定姓名，将文臣执政官文彦博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三十五人，馀官秦观等四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119人登记元祐“党人籍”，并由徽宗亲笔御书，刻石立于端礼门；对元符末，参与恢复元祐的“朋党”周常等25人，予以处罚，“各于外州军居住”。十二月，徽宗下诏，监督所有安置、编管、羁管的人员，“令所在州军依元符令常觉察，不得放出城”。

崇宁二年，贬窜元符末台谏官任伯雨、陈瓘等17人，到远州僻壤编管安置。下诏令元祐党人的谪亲子弟不许擅自到京城来，那些因为投靠元祐党人被撤职，在外地担任了指射差遣以及获罪被停职的官员也照此执行。三月礼部奏名，进士第一名为李阶，由于李阶是李深的儿子、陈瓘的外甥，因而李阶被剥夺出身资格，黄定等另外的十八人，也属于上书人中的邪类，同时全部遭到除名。四月下诏毁司马光、吕公著等8人在景灵西宫的画像；焚毁苏洵、范祖禹等10多人书籍的印刷刻板；追夺王珪、程颐等元祐党人谥号和赠官，除去入仕名籍。取消元符末上书者的进士资格，其思想顽固不变者，“屏之远方”。再论弃湟州罪，对主张放弃的韩忠彦、范纯礼等11人给予贬窜；因元祐时张商英曾作《嘉禾篇》，因而也将他列入元祐党人籍,改任蕲州知州，不久又罢，改任提举灵仙观。下诏令皇室子弟不许和元祐奸党子孙以及五服之内的亲戚结婚，双方已经约定但还没有正式行礼的，必须改正过来。命令监司监督检举，如有元祐党人用学术政事，收纳门徙传授施教者，一律惩办不予宽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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