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到北京跑了一趟,办理国子监的入学手续。然后再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依亲”读书的手续。所谓“依亲”,就是以父母年老多病、需人照料为由,请假回家去自学。朝廷以孝治天下,有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只是被读书人滥用了。这也是当时的常套,并非于成龙自己的发明。于成龙晚年诗曰:“四十年前经过地,于今一别到三山。”应该就是回忆这次赴京过程的。
让于成龙无法预料的是,明朝天下已经走到了尾声,他本人的命运也要跟着彻底改变。二十三岁中“副榜”,本来只是优等生的一次小小成功,不算什么,但后来竟成了他出仕做官的最高资格。
六、战乱和灾荒困住了英才
于成龙的读书学习与科举考试,看上去十分顺利,别人几十年也拿不到的珍贵功名,他轻而易举就到手了。但是我们考察历史,发现这些年山西境内竟是战争与灾荒频繁,于成龙的读书生活并不宁静,简直就是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的。我们从《明史?庄烈帝本纪》中摘录一些和山西有关的记载:
崇祯三年三月,“流贼犯山西”“陷蒲县”。“十一月壬辰,破贼于怀宁。甲午,山西总兵官王国梁追贼于河曲,败绩。”
崇祯四年四月,“延绥副将曹文诏击贼于河曲,王嘉胤败死。”十一月,“流贼罗汝才犯山西。”
崇祯五年秋,“陕西贼入山西,连陷大宁、泽州、寿阳,分部走河北,犯怀庆,陷修武。”
崇祯六年春正月,“曹文诏节制山、陕诸将讨贼。”“曹文诏击山西贼,屡败之。”
崇祯七年三月,“山西自去年不雨至于是月,民大饥。”
崇祯九年二月,“山西大饥,人相食。”
崇祯十年夏,“两畿、山西大旱。”
崇祯十一年九月,“陕西、山西旱饥。”
崇祯十二年,也就是于成龙到太原参加乡试的这一年,六月,“畿内、山东、河南、山西旱蝗。”
从崇祯三年到六年,山西战争很多,可以说是人祸。从崇祯七年到十二年,山西灾荒多,可以说是天灾。因为灾荒,可能会蠲免一部分赋税,而因为战争,又会不断地增加赋税。于成龙家原是中小型的地主家庭,他们父子几人有功名在身,享有一部分豁免差役赋税的特权。但毕竟不是现任的大官僚,苛捐杂税也会增加到他们的头上。家境一日不如一日,是可想而知的。于成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读书进学,娶妻生子,参加考试,获取功名,确实是忧患重重。
于成龙中“副榜”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三年,又是一个特大的灾年。“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崇祯十五年又是一个乡试年,于成龙上科中“副榜”,这科还有资格参加乡试,但记载中没有显示他到太原参加考试的信息。也许,这时候一家人守在永宁城里,相濡以沫,艰苦度日;也许,他们此时回到了来堡村老家,躲避流寇。
在这几年中,于家做了一件盛德之事。因为流寇太多,抢劫事件时有发生。乡亲们自己组织起来,想要修建一座堡垒,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堡垒的地址选在了于家祖坟附近,有风水先生提醒于时煌父子,堡垒对于家祖坟的风水不利,可能会有折损人丁财产的事情发生。
这时候,于成龙,或者是他父亲于时煌,说了一段很有风格的话:“我里千家保聚,独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当筑矣。”意思是对大家有利就行,不必管我们一家。堡垒在于家的支持下修成了,确实起到了抵御流寇的重要作用。于氏一家,也没有遇到明显的祸事。
日期:2011-12-20 16:04:55
七、安国寺里的优昙仙花
崇祯十六年(1643)冬,已经有了明确政治主张的李自成起义军,东渡黄河,大举进入山西,首先攻占了平阳等地,史称“山西州县相继溃降。”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大顺政权,正月初八就进军山西。二月,李自成率兵攻陷了于成龙的家乡汾州府,然后很快攻陷省城太原府,三月占领大同后,又直奔北京。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含恨自缢于煤山。明朝的北京政权,到此就算灭亡了。
李自成起义军通过山西攻打北京,沿途的山西老百姓对起义军是什么态度呢?有记载说,最初老百姓不了解李自成的政治主张,只有十分之二三的人愿意参加义军。但后来,百姓们亲眼看到了义军的风范,了解了义军的政策,就有十分之七八的人踊跃参加义军,支持大顺政权。由此可见明朝君臣的大失人心和李自成的大得人心。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于成龙,对起义军又是什么态度呢?记载中没有明确的信息。但是,于成龙十分敬仰当时的山西巡抚蔡懋德。蔡懋德是一介文弱书生,喜欢王阳明的心学,又是信佛参禅的著名居士,并且深通兵法,善于打仗。他已被朝廷革职,但仍然率兵保卫太原。太原城失陷后,他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主动留下来,自缢于三立祠,壮烈殉国。于成龙后来在太原读书时,经常去礼拜蔡懋德巡抚的画像。他晚年遇到蔡懋德的儿子蔡方炳,还专门为蔡巡抚的遗孀撰写了四首祝寿诗。由这件事可以了解到于成龙当时的政治态度,绝对不会同情支持农民起义,对万历、天启、崇祯等皇帝的明朝政权,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
永宁城外,有一座著名的唐代古刹安国寺,风景秀美而幽静。根据记载,于成龙青年时代,曾经在安国寺隐居读书达六年之久。但记载中没有说明,于成龙是何时入寺,何时离开的,笔者猜测,应当就是在改朝换代的这几年中。寺院是佛门圣地,偏僻而清净,官军、起义军、土匪骚扰的机会少一些,可以安全避难,从容读书。另外,这也算一种隐居山林、静观待变的政治态度,根据时势发展,慢慢研究决定自己的人生走向。
当时,安国寺的住持和尚法名纯天,在生活上给了于成龙很多照顾,两人相处得很好。于成龙在寺中,除了研读儒家的经史书籍,也翻阅了很多佛教经典,吸收了佛教文化知识。寺院中的晨钟暮鼓,清净素食,也让富家出身的于成龙得到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为日后的俭朴生活打下了基础。
于成龙在安国寺,还有一次奇特的经历。睡梦之中,遇到佛菩萨或者仙人,赏给他一朵“钵罗花”,让他吃了下去,他在梦中还为此吟出一句诗来:“仙人赐我钵罗花。”梦醒之后,他把这种奇特体验讲给纯天和尚,纯天在藏经中查阅了半天,发现所谓的“钵罗花”,就是佛经中经常出现的“优昙花”。这种有宗教意味的奇特经历,无疑会给于成龙一些暗示和鼓励,让他珍重对待自己的人生,努力做一番不平凡的事业。四十多年后,功成名就的于成龙回忆起这件奇事,还专门写了一首七律:
优昙曾记梦中餐,山寺日高柏水寒。
云绕佛龛常五色,香飘精舍比芝兰。
生平未识金银气,偶尔轻抛麋鹿滩。
四十年来魔障尽,好教拂袖紫霞端。
八、游学于“三立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