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东汉经学大师郑玄（127-200）的注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指的就是五帝时的禅让制度，也就是“公天下”；而“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指的是禹，汤以后的“家天下”，在一家一姓中传承帝王之位。前者称为“大同”之世，后者称为“小康”之世。（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奔小康”，不是一个概念）。这可以表明：战国中期以后的儒家，已经接受和融合了墨家的禅让之说，他们假借孔子的名义说事，把五帝时的大同境界，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最高纲领”。但这也只是唱高调而已，禅让观念与儒家的“家天下”的政治理念毕竟是格格不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提倡的“选贤”，不过是选择能为王朝服务的优秀臣子罢了，怎能把一家一姓的江山社稷让给他人呢？汉高祖刘邦连“非刘氏而王”都不接受，更何况非刘氏而帝？儒家只是把“大同”之世作为虚无缥渺的最高纲领挂在那里，而他们的现实的政治理念，还是最低纲领的“小康”之世，实质上是用“小康”取代了“大同”。

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

近代以来，受摩尔根和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的影响，学者们按图索骥，认为“大同”之世和禅让之风就是原始社会财产公有和民主推选首领的反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历史著作和历史教科书，都这样宣讲。但仔细推敲起来，事情也并非这样简单。战国距原始社会，至少也有两千多年，原始社会又没有文字，这段历史是怎么传下来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史影，当然也无可厚非；但若是说真是那段历史的直接的描述，就难以说得通了。在今天看来，最为稳妥的说法，应该是战国学者的一种天才的想像，一种崇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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