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5-10 11:22:35

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社会模式，是个非常脆弱的模式。 中国的农民在历史上是最没有保障的群体，只要天气出现反常，导致作物无法耕种，就能让大量农民变成流民。 因为，这些农民大都家无余粮，而且完全是靠天吃饭，所以一旦天气变化，大量人口就只能外出讨饭，成为流民。 1900年的义和团，就是大量拥有土地农民，因为天旱而成为流民半流民，然后危害整个社会。 与之相对比，美国在大萧条期间，面临大量的人口失业，出现了大量的流民，但是美国的社会非常稳定。 因为，美国的文化机制、制度机制和后来的福利机制，都在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所以，当时虽然生活非常困难，虽然人们的心理上也极其压抑，甚至充满了绝望的心态，但是一般不会把这样的心态变成集体性的暴民发泄，更不会形成全国式的暴民运动。 而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隔离的，很难产生真正的感情。 王公贵族不顾民众的死活，在天灾之前更要利用民众的困境，进行土地兼并扩大地盘，让广大农民流离失所。 读书人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读着不知所以的“圣贤书”，不是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普通民众，而是通过读书藐视民众。就是读出书来，也不是为了保护民众利益而工作，而是为了自己的“颜如玉、黄金屋”打算。 对于民众的反抗行为，不是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组织，而往往是斥责民众“大逆不道”。 所以，当民众变成无家无业的流民之后，就等于失去了情感的约束，如果成为流寇，则更加自私冷酷，而且往往倾向于毫无底线地杀人。当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文盲成为流民之后，往往会推举最敢打敢拼（往往也是最残忍）的人做自己的首领，于是这些流民只会做一件事：破坏。 那么，如果大量的失地流民汇集起来，就变成了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通过打砸抢杀破坏整个社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浩劫。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现存的古建筑、古文物少得可怜，就是因为一次次的严重破坏。 而这个破坏的过程并没有结束，从60年前开始的大规模拆除的多座大城市的围墙，40多年前文丨革丨捣毁大量的建筑与文物，再到近十几年的拆迁改造，现在已经很少有具有文物价值的城市了。 而这种破坏意识已经是渗透到中国文化骨子里的东西，正在对中国社会的未来造成严重的威胁。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经济进行预测，那么不论多么悲观都是有道理的。

现在，中国的文化并没有变，而现在则处在土地与人口的矛盾的极度危险区间。在过去二十多年，流民社会已经形成，由于上述三个条件完全具备，因此流民随时可能变成大规模的暴民。 在改革开放之初，官方对粉碎四人帮时的社会定性，说“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句话从永远正确的口中说出来，其性质不是一般的严重。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说经济的话，一个大多数人都吃不饱的经济不算是真正的经济，也就谈不上崩溃不崩溃。 那么，这里的“国家经济”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国家经济”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当时社会局势已经接近失控。 如果对当时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四五”有一定的印象，当时的情况直接促成了粉碎四人帮和后来的改革开放。 其实，这些社会的情况只是表面现象，真正决定当时中国形势的，是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土地与人口问题。 在前三十年，由于打倒马寅初，仿效苏联的“英雄母亲”，过度鼓励生育，再加上中国的传统观念，于是人口过度繁殖。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有5.4亿人；到1980年，人口就增加到将近9.9亿。 不到三十年，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 其次，在前三十年，人们主要致力于破坏，打破一个旧世界，问题是新世界没有建立起了。 所以，那个时代成长的人们，缺乏基本的教育，只学会了破坏，没有学会建设。 三十年过去了，国土面积没有增加、森林草地和耕地毁坏严重，而且农业耕种技术也没有提升，人们仍然主要依靠刀耕火种进行耕作，整体上比2000多年前的秦国耕作制度来落后。 但是，当时的人口却增加迅速。 60年代后期开始的“上山下乡”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把城市中的无业青年赶到农村去，在军队和户口的保障下逼迫他们到农村，将他们分散开来，防止他们成为聚集起来的城市流民。 但是，这只是缓冲之计。 因为，当时农村人口也在大量增加，50、60、70年代大量出生的农村人口需要吃饭，因此非常不欢迎城市青年去争粮；另外，城市青年对于上山下乡的反弹也越来越大，而且城市青年在一些农村也开始聚集起来。 可以说，到1975年社会秩序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而“四五”实际上就是失控的征兆。 对于当时掌/权的人来说，这两股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些人越聚越多，都是青壮年，而且在当时的年代都是天不怕地不怕，随时都会闹起来。 正好，当年毛周朱全都死去，祸害了二十多年后，把一个环境严重破坏，土地更加贫瘠和人口数量极大并且暴民文化极其浓厚的、几乎无解的烂摊子留给后面的人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