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人民缴纳田租外，尚有当差及徭役。不必当差的有乡官、吏胥（吏胥是在衙门当差者）及生员（生员可升任乡官）。据顾炎武先生的《日知录》记载，一地之生员多，田亩多，民间的派差就重；即生员多田愈多，民间派差愈多。于是要求生员“寄田”以逃避赋税，“诡寄”者，即将田集中寄在生员身上以避税也。

明代除“诡寄”外，由于田多役重，于是又有一种称为“飞洒”的，便是将自己的田亩分散写入别人的名下。行使这种勾当，首先得与衙门中管鱼鳞册的勾结买通，又称为“洒田”或“洒粮”。由于将田分别飞散在别户身上，所以亦称“飞洒”。

由于“飞洒”作弊，因此有100亩田的农户须缴纳130亩的田租，富人的田就分配在忠实诚朴的农户身上而受了欺骗。

“诡寄”与“飞洒”的情形直到民国初年仍有存在，造成了人与田永远无法准确划分登记的现象。

还有一种“虚悬”，意即把田悬起来了。由于卖田者花样多，故弄玄虚。买了田的，粮仍没有过，田赋却由轻而转重了，造成了很多麻烦。

以上这些弊端，都是经济解体以后所发生的现象，由于社会欠缺组织，造成散漫无法纪。

现在中国社会的缺点是平铺的，无力的，已经没有头脚轻重之分。组织无法有秩序的推行各项政令，造成了阳奉阴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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