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人的政治艺术从来没有离开过“歌颂赞美”和“漫骂诅咒”的两极范畴，非此则彼，爱恶分明，几乎不太可能建立中肯客观的灰色地带。於是，中国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评价，始终很难跳出“非王即寇”的既定框框。所谓功过三七开、四六开之说，基本上还是以“七”和“六”为依据；“三”和“四”无非制造小骂大帮忙的效应而已。这样的意识形态一旦转化为文字广为传佈，其震撼力量自必足以掩盖任何冷静理性的宣示，发挥“龛上金佛”的正面意义或者“筐中毒蛇”的负面裁决，迅速成为清一色的思想制服。

（二）

中共官方新华社报道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引述中共中央委员会、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通告，“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佈“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的死讯。《通告》说，邓小平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通告》还说邓小平是中共早期党员和“积极活动家”；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创造”，是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他九二年初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说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通告》最后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第二卷是“富有独创性的重要着作”，是“引导中国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他的逝世对中国全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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