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坎坷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北大未名文丛”，季羡林先生那本《怀旧集》格外教人怀旧，也格外教人怀念他笔下的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那本谢泳的《旧人旧事》也一样，读了有几分欣喜，也有几分伤感。谢泳在《晚年冯友兰》里说，冯先生的最后遗着《中国哲学史新篇》等七册出版不了，“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他说，“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先生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冯友兰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着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於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谢泳是在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里读到这篇“自序”的。

（二）

冯友兰跟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善感，往往也就摆脱不了懦弱的性情。谢泳认为“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没有亲身经历那种“时代”的人，似乎没有办法想像得出穿上意识形态制服的人群真的可以给每一个人的思想扣上锁链。冯先生一九五一年在德里大学见到台湾去的老朋友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德里大学要颁授名誉博士学位给冯先生，他必须先请示外交部。印度的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提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也觉得介绍有问题，要冯先生在适当时机予以更正。在加尔各答的访问和演讲中，冯先生讲的是“新中国的哲学”，并且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着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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