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业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写作的内容不管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还是古代的罗马，都只能算是业余的。所以我写的罗马史不是一部学者的罗马史，而是一部作家的罗马史。不过看了布莱希特或尤瑟纳尔的作品后也可以知道，就算是作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创作，既然选择了题材就需要对其进行调查和研究。因此，在调查研究的必要程度上，学者和作家是没有差别的，只不过学者和作家对待这些工作的态度不同。一言以蔽之，学者倾向于相信史料，而作家不一定会轻信史料。

至于为什么不会轻信史料，有两点不可忽视的因素。我认为历史上的“证据”可以大致分为历史记述和考古学上的成果。历史记述本来就是很难保持客观的人类书写并保存下来的史实，考古学上的成果也仅限于迄今为止发掘出来的东西。历史记述毕竟是已经加入了人为因素的史实，至于考古学上的成果……只要拿罗马这个城市来做例子就足够了。现代的罗马是在古代罗马的上面修建的，如果要想彻底弄清罗马帝国时代的“世界之都”的全貌，只能让住在现代罗马的全部居民移居到别处，对整个罗马进行考古发掘才行。庞贝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当地被火山灰掩埋，人无法继续居住，所以不必将人全部迁走就可以对这座古代城市进行全面发掘。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证据或史料具有如此不确定的性质，但不以这些为基础的话就无法书写历史。然而，深深相信和抱有疑问毕竟还是不同的，我认为这个不同在于对人性的看法。

不属于学者的我对于人性的看法在书写罗马史的时候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那就是在判断身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做的事情是否有益于共同体即国家时，比起参照塔西佗等历史学家的评价，我更愿意选择将后任的皇帝是否继承这位皇帝的政策或事业作为判断的标准。

使用这个“测量仪”后发现，罗马史上最好的统治者当推恺撒和奥古斯都。罗马帝国就是这两个人创建的，罗马人也只称呼这两个人为“神君”，想必是因为和我有共同的感受吧！这两人之后的提比略和克劳狄乌斯被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断定为昏君，但利用我的“测量仪”来评价的话，有相当的可能可以为他们挽回名誉。那么，被视为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典型的尼禄又怎样呢？

尽管与帕提亚建立长久的友好关系很大程度上依靠科尔布罗的精心准备，但最后拍板还得是皇帝尼禄。结果，当时的两大强国间的这种良好关系持续了半个世纪。最后撕毁协定的不是帕提亚，而是罗马一方的图拉真皇帝。在关系良好的这半个世纪之间就任帝位的皇帝除了内乱时期的三人之外，分别是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和涅尔瓦。他们自始至终都恪守了尼禄签订的与帕提亚的和平协定。在攻击型的皇帝图拉真之后继承帝位的防守型皇帝哈德良、安敦尼·庇护在半个世纪中也继续奉行尼禄对帕提亚的友好路线。单论外交方面，不得不说尼禄的功绩确实很大。

那么，同样出自尼禄之手的“黄金宫殿”的修建应该如何评价呢？

这项事业是崇拜希腊文化的尼禄计划在首都罗马的市中心修建的希腊风格的“阿卡迪亚”，是一个绿化很好的“理想国”。其良好的动机无疑可以得到现代的环保主义者的赞赏，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非但如此，甚至有诸如恺撒之类说出“以坏结果收场的事情往往都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这种话的人。尼禄的梦想——绿色之乡罗马的市中心由于韦斯帕芗修建的圆形竞技场、提图斯修建的公共浴场、图拉真修建的更大的公共浴场以及哈德良修建的神殿，而从地上消失得不留痕迹。在对于大城市中心地区的利用这一点上，尼禄和其他罗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罗马式的想法是，市中心应该是市民聚集到一起进行某种活动的场所，尼禄做出与多数罗马人想法相反的事情，也只能承认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确实犯了一个错误。

那么，与尼禄同样在死后被处以“记录抹杀刑”的图密善皇帝的业绩又应该怎样来评价呢？

我以前介绍的他所有的业绩，除了执法过于严格这一点有所缓和之外，其他的都被以后的皇帝继承了，未成年人的卖淫禁止法也沿用了很长时间。然而，比这些都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它通过联结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条防线从而提高了防卫功能。虽然这项事业被塔西佗等文人忽视了，但是图密善以后的皇帝们无不为这道城墙的巩固工作费尽心血。和阿庇亚大道一样，只要铺设的意图明确，地点选择正确，留给后人的工作无非只有巩固和维护了。日耳曼长城的修建可以说是图密善的最大功绩。

那么，与达契亚人的和平协定又应该如何评价呢？

图密善在公元96年去世，继承他的是涅尔瓦。不过涅尔瓦登基没到一年就将图拉真收为养子，明确了皇位继承者的人选。之后不久涅尔瓦去世，图拉真代之成为皇帝，时间是公元98年。图拉真在成为皇帝后也一直留在之前的任职地高地日耳曼（包括日耳曼长城），为公元101年即将开始的史上有名的达契亚战争做准备。也就是说，图密善死后不到五年，由他促成的与达契亚人的和平协定就被皇帝图拉真一手撕毁。

看来，罗马人还是无法接受用金钱买来的和平。“达契亚人虽然败给了罗马，却依然声势高涨。”塔西佗的这句话想必是公元1世纪末时所有罗马人的心声。另外，史学家塔西佗比图密善小四五岁，这样看来，他和这位皇帝是同时代的人。

市民看待图密善的眼神肯定变得冷漠了起来，不过图密善本人应该不是那么在意，他大概很相信皇帝权力的绝对优越性。这一点以及喜欢独处的封闭性格都与他视为典范的提比略极为相似。

图密善和提比略一样，作为帝国统治的最高负责人——皇帝，只要他认为是应该做的，就不会与任何人商量而立即执行。其中之一就是教育上的改革。这也和日耳曼长城一样，是一项被之后的皇帝们继承的政策。不，这项政策在罗马帝国灭亡后也沿用了很长时间，所以应该说比日耳曼长城的寿命还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