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将一部艺术作品放入两种基本的环境中:或者是它所属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小环境),或者是超越于民族之上的它的艺术的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大环境)。自然而然地,我们习惯将音乐放置到大环境之中:知道奥兰多·迪·拉索或者巴赫的母语是什么对一位音乐学家来说无关紧要;相反,一部小说,由于它与它的语言有联系,几乎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学都只是在它的小环境中加以研究。欧洲没有做到将它的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的整体来看待,而我将不遗余力地重复说,这是它在智性上无可补救的失败。因为,仅就小说的历史来看:斯特恩是对拉伯雷的回应,斯特恩又启发了狄德罗,菲尔丁不断向塞万提斯讨教,司汤达与菲尔丁试比高,在乔伊斯的作品中延续着的是福楼拜的传统,而正是在对乔伊斯的反思中,布洛赫发展起了自己的小说诗学,是卡夫卡让加西亚·马尔克斯明白了可以走出传统,“以另一种方式写作”。
我上面所讲到的,最早是歌德提出来的:“今天,民族文学不再意味着什么,我们进入了世界文学(die Weltliteratur)的时代。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加速这一演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歌德的遗嘱。但又是一个被背叛的遗嘱。因为翻开任何一本教科书,任何一本文集,全世界的文学在里面都是作为众多民族文学的并置来介绍的。作为各种文学的历史!各种文学,复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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