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基本上能达到某种平衡，国家默许乡绅对乡村某种形式上的实际控制，而乡绅也尽可能地维护国家的权威，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但是，在乡村的权力场中，并不是只有乡绅存在，其他的社区精英如各种社会中间组织的头面人物也有说话的份额。乡绅虽然出于与国家政权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乐于为官方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但由于他们毕竟不是在职官员，所以一般来讲，他们的效忠性与责任感都要差得多，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和家族的利益。因而，在时局动荡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利用自己在乡村的势力组织、自卫团体，保护乡里也保护他们自己。各种地方自组织的自卫团体，虽然从表面上效忠原有的朝代比较多一点，但实质上却多持中立观望的态度，一旦旧朝代大势已去，他们就会很快掉转效忠的指向（如果新朝为外族，则情况会复杂一点）。

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政府当然明白维持政权与乡绅平衡的重要性，更明白乡绅效忠是有条件的，再加上对于汉族民族主义的防范和警惕，所以，他们一直有意识地限制绅权的膨胀，不允许乡绅公开地干预地方政事，在开国之初还严厉处置了几批有这样迹象的乡绅，力求将乡绅对农村社会的控制限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应该说，至少在清代的中前期，乡绅的空间有所缩小。然而，每个王朝都有由盛而衰的时候，清朝也不例外。在度过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嘉庆接手的时候王朝已渐露颓相，前辈的穷兵黩武以及大肆奢费，使得国库空虚；人口翻了几番，但可耕地增长却有限，越来越多的流民使得嘉庆一登基就摊上了几次来自农村的反叛，在镇压这些反叛的时候，王朝已经开始需要借助乡绅们组织的团练了，为乡绅权力的公开化作了一点不大不小的铺垫。乡绅权力真正露出水面是清王朝屋漏又逢连夜雨的时候，嘉庆的孙子比他爷爷更倒霉，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而且内部又闹起了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其实这期间全国到处都是各种形式的反叛，真是遍地烽火）。如果按一般王朝更替的常理，清朝似乎气数已尽，回天乏术了。可是，太平天国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文化破坏力救了这个王朝的命，在“名教之奇变”的威胁下，乡间士大夫再一次展露了他们的力量，显然，他们对于挽救自身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表现出了更多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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