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汉,几乎开创“恶劣的先例”。本来,士人也罢,儒生也罢,在权力中的角色,至多为辅弼,为师保,大如孔子,也不过人称素王;庖人便不治庖,自有草莽英雄取而代之,士人或强仕而死,或另投贤君,或退守其身,哪有图穷匕现,自己要做皇帝的,岂不破坏了合作关系?从这一方面说,后儒之喜欢骂王莽,也不无撇清自己之意。
王莽年轻时,时人有个评价,说此人“敢为激发之行”。什么是激发之行?拿今天的事打比方,公务活动中人家宴请,虽然不甚妥,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所以大家都循旧例,鱼贯而往;偏偏有一个人不肯去,弄得别人不舒服,他也不管,这便是敢为激发之行了。这类人,按古代的说法,或是至情至性之人,或是大诈大伪之徒。王莽呢?哪样也不是。他的孝悌和廉俭,和家族的风气太不一致,似乎巧伪,但在他而言,既非发乎性情,也不是从小立志骗人,只是读经走火入魔,真想以身为天下率。
虽然出身权势之家,但在政治活动之外,此人仍是儒生本色。他当皇帝,一半是迷醉权力,一半还是因为攒了一肚子稀奇古怪的抱负,施展不开,看着刘家的政治不耐烦,忍不住赤膊上阵,先是想当周公,后来就要当尧舜了。不只他自己想干,当时的儒生,把理想放在他身上,推着他往火坑里走,算得上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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