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见塔玛拉——给她一个和她真实的名字有同样色彩的名字——的时候，她十五岁，我比她大一岁。地点就在圣彼得堡以南崎岖而美丽的乡间（黑色的冷杉树，白色的白桦树，泥炭沼，草田，以及荒漠）。一场遥远的战争久拖不决。两年以后，那传统的解围之神，俄国革命，发生了，导致我离开了那难以忘怀的景色。事实上，那个时候，在一九一五年七月，隐约的预兆和幕后的议论、难以置信的动乱的炽热气息都对所谓的俄国诗歌的“象征主义派”产生着影响——特别是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诗歌。

从那年夏初和上一年整个夏季，塔玛拉的名字在我们的宅第中（禁止擅入）和奥雷德兹河对岸我舅舅的庄园里（严禁擅入）各处不断意外地出现（以命运在认真时典型的故作天真状）。我会发现它被用小棍写在园林里大道的发红的沙地上，或者用铅笔写在刷白了的边门上，或者新刻在（但是没有刻完）某张古老的长発的木头上，仿佛大自然在给予我塔玛拉的存在的神秘预告。那个寂静的七月下午，当我发现她一动不动地（只有她的眼睛在动）站在白桦树丛中的时候，她仿佛是自然而然地在那儿生下的，在那些警惕的树木之中，具有神话中显灵的无声的完美。

她啪的一声打死了她正等着它落下的那只马蝇，然后去追赶在呼唤她的另外两个不如她漂亮的姑娘。不久，从河的上方一个有利地位我看见她们步行过桥，高跟鞋发出轻快的咔嗒咔嗒声，三个人都把手塞在海军蓝外衣的口袋里，因为有苍蝇，她们不时地晃动着系着丝带插满了花的头。很快我追踪着塔玛拉到了她家在村子里租的不大的dachka（避暑别墅）所在之处。我会在附近骑马或骑自行车，常常在一阵突然的炫目的爆炸感中（然后我的心脏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从落到的地方回到原处），在路的这个或那个乏味的拐弯处遇见塔玛拉。大自然先是除去了她的一个女伴，然后又除去了另一个，但是直到八月——是一九一五年八月九日，以彼得拉克式的准确说法，那个季节里最晴朗的一个下午的四点半钟，在有七彩玻璃窗的那座亭子里，直到那时，我才注意到了我的擅入者进来了——直到那时我才鼓起足够的勇气和她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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