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年年底政府取得政权以后，立即将保持政权置于一切之首，开始了惊人的事业。那时，许多人相信可以斗争，挽救三月革命的成就。我的父亲曾被选进在它的初始阶段曾竭力阻止保证苏维埃权益的立宪会议，他决定尽可能留在圣彼得堡，但却把他的一大家人送到了克里米亚，一个仍然自由的地区（这一自由仅仅多延续了几个星期）。我们分成两批，弟弟和我与母亲及下面三个孩子分开上路。苏维埃时代还只有沉闷的一个星期；自由派的报纸仍在出版；在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和我们一起等待着的时候，我那沉着冷静的父亲在快餐店角落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用他流畅的、“精妙的”（排字工们这样说，对没有任何修改感到极为惊奇）字迹，在特殊的、和印刷栏成比例的、画着横线的长条纸上为行将灭亡的《言论》（或者，也许是什么应急出版物）写社论。就我所记得的，之所以这么迅速地把我和弟弟送走，主要原因是如果我们留在城里，可能被征入新建的“红”军。使我恼怒的是，在十一月中旬采集季节过后很久才去到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地区，因为我从来不善于挖昆虫蛹（虽然我最终还确实从我们克里米亚的花园里的一棵大橡树下挖到了几个）。当父亲在我们每人脸的上方做了个精确的画小十字的动作，不经意地补充说，他很可能，ves'ma vozmozhno，再也见不到我们了的时候，恼怒变成了痛苦；说完后，身上穿着双排扣系腰带的男式雨衣，戴一顶卡其布帽子，腋下夹着公事包的他大步迈进了弥漫着蒸气的雾中，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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